2月25日，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在北京舉行，主題為“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”。

多位政府官員和學者列席此會，參會者指出，完成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，需要三個轉型：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，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，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。

當前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已具備多項有利的條件，比如消費貢獻的上升，服務業占比的提高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，科技創新與技術擴散的活躍。而新技術革命也有可能抵消中國勞動力等要素資源比較優勢的衰減，為經濟轉型提供機遇。

深化改革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途徑。有觀點認為應當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36項改革進行全面的檢查，不能讓改革變成“一紙空談”，而改革的一個重點是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市場，并發揮后者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。

防風險、尤其是金融領域的防風險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至為關鍵。多位參會者強調要打破剛性兌付、消除政策扭曲、出清僵尸企業、發展資本市場。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的策略，有學者建議打破金融領域監管機構各自為政的局面，設立貨幣政策、金融穩定和金融政策三大工作委員會，并以此為核心，加強政策協調，防范風險。

由要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

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，當前的中國經濟正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。他表示，改革開放從短缺開始起步，30多年來填補了“數量的缺口”，很多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，而未來重要的任務是填補“質量的缺口”。

十九大報告提出，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，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、優化經濟結構、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。

在發展方式上，王一鳴指出，中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投資拉動，而這一空間正在明顯收窄，其基本原因就是邊際效率的下降。“2008年以后，每新增一個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，帶來的后果就是杠桿率的不斷攀升，這也是中國金融風險不斷積累的根源性因素。”

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指出，中央基建投資在1998年之前不過幾百億，而目前已經將近6000億，“基建投資本身是反危機的產物，其作用是拉動內需。但是這些年來，逆周期已經逐漸轉化為順周期了，該退的不退，每年還要保證都有增長，規模越來越大。”他表示，“隨著高質量的發展，這筆錢如果不能精細化管理，就要適當地壓縮投資規模。”

在經濟結構上，王一鳴表示，過去的結構調整主要是依托產能、特別是工業制造產能的擴張，而當前傳統制造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已基本結束，未來產業發展要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，推動要素在行業內、企業間的自由流動。

當前經濟結構正在出現一些重大變化，比如服務業占比在提高，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，消費結構正在迅速升級，這有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。

在此過程中，發展的動力將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。王一鳴認為，無論是勞動力、還是土地，中國的傳統要素資源紅利都在消失。而現在最大的要素瓶頸就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，全要素生產率亟需提升。

他認為，當前的科技創新面臨較大的問題是產權激勵問題，即科技成果的產權屬性如何界定，要完善創新成果向企業的轉移機制，完善知識產權的保護和應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上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活躍期，中國的研發強度去年是2.15%，超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，獨角獸企業占全球的比重也接近美國。在一些新興業態上中國開始居于世界前列，這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。

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則表示，中國正處于比較優勢的轉換期，而新技術革命將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巨大影響，進而為中國帶來新的轉型機遇。

以紡織業為例，隆國強表示，這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新技術的改造下，正在轉變成資本、技術密集性產業。如果中國能抓住這一機遇，就能避免因比較優勢消逝而出現的產業轉移。

防范系統性風險需要系統性策略

在王一鳴看來，高質量發展最根本的途徑在于深化改革，以此增強經濟的活力、創新力和競爭力。這需要形成一個高效的市場競爭環境，倒逼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。因此要確立公平競爭的基礎性地位，進一步打破壟斷，同時要關注新興產業當中“贏者通吃”帶來的新問題。

在改革方面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表示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336項改革，四年多之后，有必要檢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，哪些地方需要改進，哪些地方執行不力，而不是喊口號。“中央提出的目標是高屋建瓴的，但是不能落到實處時就變成一紙空談。”

吳敬璉表示，過去政府的經濟政策是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的，而現在是以公平競爭為基礎的，這需要對所有新出臺的政策做公平競爭審查。當前不少政府機關習慣了用行政命令對不同的企業、產業、技術、地區做出扶持和抑制的規定，在他看來，部分產業政策文件與公平競爭政策是有沖突的。

轉向高質量發展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？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稱，當前各地出臺了各種優惠政策、鼓勵政策，比如通過財政補貼鼓勵高技術產業，但總體效果并不好，效率也不高。在其看來，最根本還是要“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”。

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白重恩表示，改革需要為地方政府設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激勵體制，要更加重視企業和居民的主觀感受。

他建議將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考核改為地區收入總值的考核，更加強調居民消費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，同時，稅收歸屬也由生產地向消費地轉型，同時加強對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考核，從而控制風險。

防風險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至為關鍵。由財政部轉戰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樓繼偉對此深有感受。“我現在返回投資界，看到的全是風險。”樓繼偉直言，當前一個大問題就是全社會缺乏風險意識。

“我跟外資金融機構們對話，我們正在開放金融業，他們可以進來持股，而且是很高的持股，比如50%，甚至是100%。然而人家不愿意進，中國人看到的都是機會，他們看到的都是風險。”

樓繼偉強調要關注政策風險，“政策風險是最不可預估的，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政策監管從這一端走到那一端，這種不可預期監管方式會帶來一定風險。”

金融領域是風險的集聚區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，過去幾年間金融風險在不同的領域之間游走，應當關注金融風險是否會從局部的單個領域的問題變成系統性風險。

他認為，過去40年中國金融保持穩定得益于持續高增長與政府的隱性擔保，這使得一些問題在發展中得以化解，或者被掩蓋。

然而一些因素正在發生改變，防范系統性風險正日益變得重要。首先，過去政府的隱性擔保越來越難以為繼，持續的隱性擔保會引發道德風險等問題；隨著產業的變遷，過去在低成本基礎上建立的很多產業也難以為繼，增長持續減速，經濟下行壓力較大，其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微觀層面的資產負債表的惡化，進而帶來新的金融風險。中國正面臨著“風險性三角”，即經濟效率下降，政策空間收縮，同時杠桿率上升。

黃益平表示，要關注高杠桿帶來的風險，當前杠桿率高企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業方面，企業內部這主要體現在國企方面，民企從2009年以來一直在去杠桿。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時候，民企在去杠桿，國企卻在加杠桿，某種程度上壞杠桿在上升，好杠桿在下降。

其中，需要關注僵尸企業的問題，僵尸企業平均的資產負債率76%，而正常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平均為51%。他強調化解風險應當打破剛性兌付、消除政策扭曲、出清僵尸企業、發展資本市場。

防范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的策略。黃益平認為，過去對金融風險采取了的措施大都各自為政。他建議強化政策統籌，金穩委應當實現統一標準、全覆蓋和政策協調。“如果‘一行三會’的格局不改變，可以以貨幣政策委員會、金融穩定委員會和金融政策委員會三大工作委員會設立工作機制。”